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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及三国时期中医文献发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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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文献是中医学伟大宝库的主要载体，是中医基本理论的基础，是对中医学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因此，对中医文献的研讨，也是对中医学术的继承与挖掘。对中医学术的发展与提高，具有重要F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中医文献的诞生、形成与发展，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现仅就两汉及三国时期中医文献发展概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个人所见，加以概述。
从汉朝立国到三国统一归晋，经过了四百七十余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有过像西汉时期的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等及东汉时期的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等比较安定的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比较稳定，生产与文化事业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但是也有楚汉逐鹿、新莽篡汉、三国分裂等动乱时期，经济衰退，科学文化受挫的时期。但这一时期，从总的方面看，中国的封建社会，正处于稳定阶段，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促进了科学文化的提高。加之秦及先秦时期留下的大批文献资料，为汉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自战国以来，简、帛等书籍载体的广泛应用，加之秦始皇统一文字等，均为汉代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反映在各种文献事业上，值得提及者有两大方面。一是对汉前及汉初文献，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一是在前朝文献的基础上，创造和发展形成了一大批新的文献。这两方面，在医学文献领域中，均有所体现。体现于该时期文献著述与整理的另一特点，则是托古之风较盛。西汉人刘安的《淮南鸿烈》云：”世俗之人，多遵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这一点在中医文献中，也有所体现。以下从文献概况与学术成就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 文献概况
(一)书目著录医书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著录医书共有四个门类，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即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房中八家，一百八十六卷；神仙十家，二百又卷。
详本志“叙论”云：“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崩乐坏。圣上喟然而谓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己，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撮其要，以备篇籍。”
从此叙论中所及诸事，主要说明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汉初，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第二，汉初所收之书，至汉武帝时之数十年间，有些书己残缺，书简脱落。足见汉初所收之书，多为前朝旧籍。第三，由于旧籍时间较久，保存不善，始将藏书造册著录，并置写书官进行抄录，充置秘府(皇家藏书之所)保存。第四，汉武时求遗书，自经传六艺之外，兼及诸子百家，故书雅记，数量大增，故《文选》李善注引《七略》云：“百年之间，书积如山。”第五，至汉成帝时约百年时间，所藏故籍，又有所散亡，乃命刘向等，复求遗书于天下，官府藏书，又为增多。第六，刘向等校书，按专业分工，使各有其责，各有所司，以保证校书质量。医书则由侍医李柱国负责。
根据此一历史背景，可知当时对医籍的搜求、收藏、整理等工作，亦在此例。从而说明，汉初官府藏书，是在秦王朝藏书的基础上继续搜求，其中必有大量秦代及先秦遗书，加之后来搜求之书，又有汉人诸多著作。故刘向校书时，就医书而言，其中亦含有大量前朝故籍。
就刘向等校书的方法而论，本叙论只言及“条其篇目，撮其旨意”。然而后世学者根据刘向等校存之古籍及有关资料，总结其校书方法有非常具体的内容。如元和孙德谦《刘向校雠学纂微》一书，总结有二十三条(详见“中医古籍校勘”一章第二节)，近人蒋元卿先生《校雠学史》一书，又概括为六条，即一、兼备众本；二、比勘文字：三、篇第审定；四、定立书名；五、厘定部居；六、叙述源流。想此类具体的校雠方法，当时恐非仅用于经传、诸子、诗赋、兵书、数术等书。李柱国所校方技，亦必遵循此法，对医书进行整理。
根据此一思路，我们似可设想，《汉书·艺文志》著录“方技略”诸书，当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著录诸书，皆向等校书时整理过之主要医籍，并非西汉时秘府之全部库存医书，当然更不是西汉时期存世之全部医籍。
第二，根据其他五略著录内容分析，凡知其撰人或传人者，皆有所注明，而“方技略”诸书，则无一注明者。又凡汉人作品，除注明撰人之方式外，有的则以姓名为书名，如“诸子略”中道家之《郎中婴齐》十二篇，注：“武帝时。”有的则以姓氏为书名冠词，如“诸子略”中道家之《刘向说老子》四篇等。若据此推论，恐“方技略”中著录诸书，其原型当然可能有汉代佚名氏所依托者，然有相当部分皆系接受秦王朝旧藏及武帝以来搜求之前朝旧籍。
第三，由于班固继其父所修之《汉书》，并未另行编纂“艺文”部分内容，仅是将刘向父子校书所撰之《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因而“方技略”著录之书，恐难能反映西汉时期医家著述之基本面貌。
第四，刘向等所校诸书，根据总结其校书具体方法，并不是单纯地在文字方面的比勘异同，实际上是进行了一次古籍整理工作。也就是说对书名、篇章、部居、文字等，均有程度不同地加工整理。从而说明，有些医籍，恐系出于此次校书时的重新编纂而综合整理。因此，此中诸多著作或其所据祖本，亦当系前人遗著。
根据以上几点，对今日探讨西汉时期医学文献情况，有一定启发和帮助。
东汉时期，因《后汉书》无“艺文志”，则只能借助其他方法，了解当时医学文献有关情况。
(二)古籍援引医书
现存汉代古籍中援引之医书，有两种情况，一者可能为前朝遗籍，一者可能为汉人撰著，今举例说明。
l、《史记·仓公传》中曾有阳庆授淳于意诸书，已见前引，有可能为汉以前旧籍。又有淳于意教其弟子高期、王禹、冯信、杜信、唐安等书，除乃师阳庆授意之书外，尚“教以经脉高下及奇络结当论俞所居……”及“案法(按《太平御览·方术部·医一》引作审法)逆顺、论药法、定五味、及和剂汤法”，又有“四时应阴阳”等。详以上诸说，究竟是否全系书名，尚难考定，但肯定会有别传医籍无疑，亦或有意所自撰者。另该传记谓“今意所诊者，皆有《诊籍》”。是知淳于意自撰有《诊籍》，乃平日诊病之记录。详今《史记》中所记诸病案，当是其中的一部分。
2、《汉书·楼护传》：“楼护，字居卿，齐人，父世医也，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
此传文涉及医者，文虽不长，但给我们启示很多，主要说明以下几点：第一，楼氏家族，世代业医，至其父为医于京都长安，出入贵戚之家，虽非侍医，亦当时医名较高者。第二，楼本齐人，去淳于意时代，己一百余年，其先世始业医者，亦或为意之再传弟子。第三，楼氏家中，由于世代积累，藏书极多，故楼护少年时，曾诵读医书达数十万言。详今存《素问》、《灵枢》二书总合字数，亦不过二十万字左右，一部《本草经》，尽多不过数万字，若数十万字，当含医书若干种。第四，当时楼氏家中藏书，已有医经类书，此与《汉书·艺文志》所记同。至楼护所读之医经为何种，从后来流传情况看，有可能为《黄帝内经》及《外经》。第五，从医书名称看，医经类书，当汉末之时，己在社会上流传。又本草之书已经问世，此与《汉书·艺文志》著录者有所不同。从而可证，在西汉末期，当有大量医籍，包括前朝旧作及时人新作，在世间通行。
3、《后汉书·方术列传·郭玉传》：“郭玉者，广汉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渔钓于涪水，因号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
又华佗传：“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据此记，佗确有著述，然已化为灰烬。后至晋王叔和《脉经》中收佗论，应是流传于世间之散论。至于后出之《华氏中藏经》，乃系后人依托之作。又传末所附异术之士有“寿光、唐虞、鲁女生三人者，皆与华佗同时，寿光年可百五六十岁，行《容成公御妇人法》。”此又房中术之流。
《太平御览·方术部·医二》引《何顒别传》：“《张仲景方·序》：卫汎好医术，少师仲景，有才识，撰《四逆三部厥经》及《妇人胎脏经》、《小儿颅囟方》三卷，皆行于世。”
又“医四”引《玉匮针经·序》曰：“吕博(按即吴人吕广，此避隋炀帝杨广讳改字)少以医术知名，善诊脉论疾，多所著述。吴赤乌二年，为太医令。撰《玉匮针经》及注《八十一难经》。大行于世。”
仅从以上诸书所引，可知汉代及三国时存世医书及时人著述甚多，而不见于著录者，尚不知几许。然后世大都亡佚，故不见书目著录。若今日存世者，则犹寥若晨星矣。
(三)医籍引见诸书
由于汉代医书，存世甚少，即晋初医著，亦仅存《脉经》及《甲乙经》二书，然此为数不多之书中，亦可见其引用前人著作的一些情况，今举三书为例。
l、《伤寒论》
现存本为汉张仲景遗著，晋王叔和撰次，内有张仲景序云：“余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十六卷。”
序中引用诸书名，皆为首见，且如《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平脉》、《辨证》诸书，均不曾著录于别书。又详书中内容，在“伤寒例”中有明引《阴阳大论》文，又“平脉法”与“辨脉法”，恐即《平脉》部分内容。在今本《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方论》中诸多辨证之条文，亦或有《辨证》一书中内容。
2、《脉经》
《脉经》为晋初王叔和撰。其自序曾云：“今撰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经论要诀，合为十卷。”是知该书乃集自前人依托之岐伯医书内容以至两汉及晋初诸名家之作，撰集而成。今从其具体内容中可见者有：
①《素问》、《针经》，见卷三及卷六引经文。
②《四时经》，见卷三。
③ 扁鹊曰、岐伯曰等，见卷四第五。今皆不见于别书，盖当时均有别篇单行之书。
④《张仲景论脉》，见卷五第一。
⑤《扁鹊阴阳脉法》、《扁鹊脉法》、《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扁鹊诊诸反逆死脉要诀》等，卷五。
⑥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之条文，则分别见于卷七、卷八、卷九中。
⑦ 医律、热病阴阳交部、热病并阴阳部、少阴部、厥逆部、阴阳竭尽部、重实重虚部、阴阳相附部。以上诸名，见于卷七小字注文，皆不见别书著录。然其内容，大都见于今本《伤寒论》中，亦或仲景弟子所撰《四逆三部厥经》，所收乃师《伤寒杂病论》中部分条文，今亦别无所据，尚待考。
⑧《仲景评脉论要》，见卷七。详此部分条文，大都不见于别书，疑系张仲景别有论脉之书，亦或系原《伤寒杂 病论》中部分内容。
⑨《手检图》，见卷十。
3、《针灸甲乙经》
《针灸甲乙经》一书，乃晋初皇甫谧撰著，详该书自序中，对汉代医学文献有三点值得研探之处：
第一，“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详皇甫谧与王叔和几为同时代人，其所言王叔和撰次张仲景遗论之事，可进一步证明仲景之书散亡之后，经王叔和重为撰次，方得传世。
第二，“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此乃就今存文献所知，认定《素问》、《针经》为《黄帝内经》之最早者。同时说明自东汉后期以来，《针经》与《九卷》，为同书异名而存世，亦或系两种不同传本。亦可说明《素问》与《九卷》(或《针经》)，是作为两个独立部分，分别计卷而并行于世。
第三，“又有《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皆黄帝岐伯遗事也”。此亦医学针灸《明堂》一书文献著录之最早者。其中可供研讨者有三：一者，《明堂》一书，亦托名黄帝与岐伯之作，而不是其他古人；二者，该书之形成时间，当在汉代刘向校书之后；三者，该书全称或为《明堂孔穴针灸治要》，后世称《明堂》考，或系简称。其基本内容，今存于《甲乙经》及《外台秘要》中。
又皇甫谧自序云：“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详伊尹，商代人，其时已有《汤液》之书，当不足信。《汤液》者，《通鉴》载“伊尹著有《汤液本草》”，此亦难为凭。又敦煌卷子有梁陶弘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云：“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口(按此当为“卷”字)，为方亦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首；中品中药，为疗疾祛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下品毒药，为杀虫辟邪痈疽等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今检录常情需用者六十首，备山中预防灾疾之用耳。检用诸药之要者，可默契经方之旨焉。”按此说与皇甫谧所谓“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之义犹合。又云：“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存、葛雅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其间增减，虽各擅其异，或致新效，似乱旧经，而其旨趣，仍方圆之于规矩也。”又云：“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是则说明陶氏所述《汤液经法》之方与上举诸名医选用医方之间的关系。
又据今存《伤寒论》张仲景自序所谓“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之义，说明仲景书中之方，有博采前人医方者较多。
根据以上所记，特别是晋初皇甫谧所谓之《汤液》一书，结合陶弘景所述《汤液经法》与众医方之关系，似可初步推想，《汤液经法》一书，或系汉人依托伊尹，收集当时存世名方编撰而成。此所以陶弘景称之为“经方”者，以源于《汤液经法》也。
从以上三书援引之医学文献看，亦可证在汉代及三国时期存世之医籍，大致有三类情况，一者，汉以前医学旧籍存世仍多；一者，汉人根据或使用前朝医学文献，综合编纂之医籍；一者，时人编纂之医籍。总之，此一时期，医学文献存世尚多，惟后来大都亡佚，传世者极少。
(四)存世医籍
汉代及三国时期医籍之存世者，现能确定或基本能确认者，已寥寥无几。今举数种，聊为说明。
l、《黄帝内经素问》
该书自宋代学者，己开始否定为黄帝时之作，并对其成书年代，进行了探讨。如邵雍以为七国时书，程颢以为是战国时人作，司马光以为“此周汉之间，医者依托以取更耳”。近些年来有不少学者，通过文字气象、学术发展情况、音韵等多方考证，倾向于形成于西汉时期。由当时医家，根据或利用存世之汉以前医学文献，通过编辑加工，综合整理，使诸多散在文献，合编为一。亦即皇甫谧所言，为《黄帝内经》中之九卷。
2、《灵枢经》
《灵枢经》一书，经后世学者多方考证，即张仲景《伤寒论·序》所言之《九卷》，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所言之《针经》，此书的形成情况，经近代学者考证，与《素问》亦同。此书即皇甫谧所言《黄帝内经》之另外九卷。至于《灵枢》之名，虽今存文献中，首见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而“灵枢”之名，似与道家有关，故其命名，疑在南北朝时，出于黄冠之手，详见“隋唐时期医学文献”一节。
以上二书，也就是《黄帝内经》一书的问世，是对中医基础理论方面包括阴阳、五行、脏象、经络、腧穴、针道、诊法、治则等全面而系统的概括与总结。是中医基础理论方面的奠基之作，为后来中医学术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故后世奉为中医学的经典著作。
至于《素问》、《灵枢》是否即《汉书·艺文志》著录之《黄帝内经》，近人提出了诸多质疑，并有持否定意见者。但根据提出的诸多理由，似难成为定论。据近代学者对我国天文、历法等科技发展的断代水平及文字、语音等文化演变的历史情况，倾向成编于西汉者，亦颇多(其具体情况，尚需专论，兹不烦述)。因此，在尚无确证之前，仍据皇甫谧说，维持旧论。同时，皇甫谧氏去刘向父子校书时，仅三百年左右，去班固修《汉书》时，亦仅二百余年。其时或有其他文献或传说为据，故尚不能认为皇甫谧说毫无根据。至于从今存《素问》、《灵枢》之内容看，至少可以认为其基本内容，在汉代传本中，已皆具备而无疑。这从《针灸甲乙经》之内容，即可予以证明。
3、《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一书，本系依托之作，既无撰人，《汉书·艺文志》又不曾著录，故对其成书年代，则众说纷纭。如：
敦煌残卷梁陶弘景《神农本草经集注·叙录》云：“旧说皆称《神农本草经》，余以为信焉……但轩辕以前，文字未传，如六爻指垂画象稼穑，即事成迹，至于药性所主；当以识识相因，不尔，何由得闻，至乎桐君，乃著在篇简，此书应与《素问》同类。便后人多更修(饣芳)之耳……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出生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仰景、元化等所记。”又云：“本草时月，皆在建寅岁首，则从汉太初后所记也。”详陶氏之说，信乎疑乎，义犹两可。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史之阙文，为日久矣；加复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譬犹《本草》，神农所述，而有预章、朱崖、赵国、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翊等郡县名，出诸药物……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颜氏之说，则信为“神农所述”，其郡县诸名，“由后人羼入”。
宋释赞宁《简谱》云：“今详神农作《本草》非也。三五之世，朴略之风，史氏不繁，纪录无见，斯实后医工，知草木之性，托名炎帝耳。”
又宋罗泌《路史》云：“《汉纪》虽及本草，而志无录，梁《七录》始有之，止三卷，是故或谓古无其书，非也。昔楼护少诵医经、本草，则汉世尝有之，特未广尔。”
余如唐宋以后本草诸书及《本草经》辑本等，多曾对其成书年代有所探讨。
详本草之名，始见《汉书》平帝纪、郊祀志及楼护传。楼护传，前文己引，又平帝纪云：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又郊祀志云：成帝初即位，“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又按该书原有所出郡县名，陶氏己言及，皆汉制。是前人因囿于神农旧传之义，故以汉郡县特汉人所加焉。证之诸说，应以汉代成书之说为是。窃疑或初成于前汉而终成于后汉之世。故当汉末至三国时，复有《吴普本草》等，盖本草之学，应始于此。
《神农本草经》原书早亡，今存辑本，皆明清以来，学者据《太平御览》及《证类本草》等有关文献辑复。
《本草经》一书，详记上、中、下三品三百六十五药之功效、主治、生长环境等有关内容。另有“序录”之文，提出如君臣佐使、阴阳配合、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之七情，四气五味等药性理论；在剂型方面，有九、散、水煮、酒渍、膏煎等；在服药时间方面，则根据病情，有先食服、后食服、空服旦服、饱满夜服等不同服用方法。如此等等，说明本草之学，己开始向理论方面发展。
《本草经》一书，是对汉及汉以前药物治疗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象征着本草学已开始形成，故后世奉之为本草的经典著作。该书对后世影响极大，它不仅是本草的奠基之作，而且其功效主治，直至今日，仍具有应用与研究的价值。然其中上品药中，诸多“延年神仙”、“轻身不老”等说，亦系受秦汉时方士、神仙之流的影响，此亦历史之局限所致。
4、《难经》
《难经》一书，现存本皆署曰“卢国秦越人撰”。然考之古代文献，《史记·扁鹊传》中不曾言及此书，《汉书·艺文志》亦未著录。《隋书·经籍志》及引梁代书目，虽有《黄帝八十一难》及《黄帝众难经》之名，但均未著录撰人，直至《旧唐书·经籍志》始著录为秦越人撰。关于《八十一难》之名，在今存文献中，首见于《伤寒论》张仲景序。
详《难经》一书，为解经之作，至其所解何经，有唐杨玄操《难经·序》首言所解之经为“《内经》二帙，帙各九卷，而其义幽赜，殆难穷览，越人乃采摘英华，抄撮精要，二部经内凡八十一章，勒成卷轴，伸演其首，探微索隐，传示后昆，名为《八十一难》。”后人多沿袭其说。迨至元、明间吕复始提出，“所引经言，多非《灵》、《素》本文。盖古有其书，而今亡之矣。”今详书中所具设问之词，约有三种，一者浑称“经言”，共有二十六题，居全书近三分之一；一者称书名，即六十三难与六十四难所言《十变》；一者直问，即不称“经”，亦不言何书。其中除《十变》外诸设问之词，有的见于今《素问》、《灵枢》，有的与该书文异而义同，有些问题，则不见于《素》、《灵》，甚有个别者，与之相左。因此，若以为《难经》所解之经为《内经》之说，似难成立。
根据现有文献及《难经》的内容分析，似可认为，《难经》一书，或出于汉人佚名氏依托之作，其所解之经，并非《黄帝内经》，当是另一家言。其中有诸多问题，如诊脉“独取寸口”、“三焦有名无形”说、“命门”说，均可体现另一学术流派的不同学说。也是汉代医学基础理论文献的一个特点。
5、《明堂经》
关于古《明堂》一书，除西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有大量引文外，在后人如唐人杨上善及王焘等，亦皆提及，并在其著作中，有所引用，而古《明堂》这一早期针灸学专著之原著，却早已亡失，然诸多古籍，有书虽亡而内容或部分内容尚存者，亦不鲜见。如宋人郑樵《通志·校雠略》在“书有名亡实不亡论一篇”中曾专论及此。文中除以文史诸书为例，并举医书为例。详古《明堂经》一书，基本上属于此种情况。考之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援引类编之《明堂经》文、唐.杨上善类编《黄帝内经明堂》(原为十三卷，今仅存序及卷一，《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之《黄帝内经明堂类成》十三卷，当为此书)及唐.王焘《外台秘要》卷二十九援引之《明堂经》文，虽其体例尚难确断，就其内容而言，大致可知，古《明堂经》一书，应为三卷本，内容包括经脉、脏腑形态及五脏旁通、360多个腧穴、腧穴主治等，据内容推断，其成书年代，必在《黄帝内经》之后，故极有可能成编于西汉末期或东汉时期。其内容亦基本上可以辑出，故是书虽亡，实则未亡。
6、《伤寒论》
今存《伤寒论》为宋臣林亿等校定本。详《伤寒论》一书，宋以前书目著录或别书援引，并无是名。如隋、唐时书目著录有《张仲景方》或《张仲景药方》，《新唐书·艺文志》又有《伤寒卒病论》之名等等。则今名有可能为南北朝或隋唐间人所取。观其内容，实则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之“伤寒”部分。
7、《金匮要略方论》
今存《金匮要略方论》，亦宋臣林亿等校定本。详宋以前亦无是名，其内容疑含于《张仲景方》或《张仲景药方》十五卷本中。今《金匮》林亿等序文云：“张仲景为《伤寒卒病论》(按“卒”，疑为“杂”字之坏文而误)合十六卷，今世但传《伤寒论》十卷，杂病未见其书，或于诸家方中载其一二矣。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乃录而传之”。是则可知今名乃林亿等沿用旧名略为简化而校为定本，流传至今。又详今本林亿等序文后，遗存有九十七字云：
仲景金匮录岐黄《素》、《难》之方，近将千卷，患其混杂烦重，有求难得。故周流华裔九州之内，收拾奇异，捃拾遗逸，拣选诸经筋髓，以为方论一编……
经检今《肘后备急方》葛仙翁自序文有云：“省仲景、元化，刘、戴《秘要》，《金匮绿帙》、《黄素方》近将千卷，患其混杂烦重，有求难得。故周流华夏九州之中，收拾奇异，捃拾遗逸，选而集之，使种类殊分，缓急易简，凡为百卷，名曰《玉函》……”若将两文对照，何其相似乃尔。是则可知王洙所见《仲景玉函要略方》三卷，必南北朝或隋、唐时人，据葛仙翁《玉函方》，抄取有关仲景医方及论，别为一书，并仿之葛序，聊为前序，遂成此编，传之宋代，为林亿等将“杂病”及“妇人”部分析出，校定为《金匮要略方论》三卷。此亦仲景书源流演化之一端。总之，该书为仲景原《伤寒杂病论》中部分内容则无疑。
从今存以上二书之内容与晋王叔和《脉经》中所收仲景书内容互相对照，虽有一定差异，但似可认定，此二书基本保存了张仲景原《伤寒杂病论》一书的主要内容。
张仲景作为汉末一代宗师，对医学文献的贡献极大。《伤寒杂病论》的问世，体现了医学的总体水平，特别在临床治疗方面，有了新的发展与提高。
从该书内容及张仲景自序看，它是一部以《内经》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故书中对各种疾病的论述，亦可谓有论、有说、有理、有法、有方，体现了理、法、方、药的治疗学理论体系。在辨证万面，对病与病、证与证、病与证之间的关系，充分显示了辨证的思想，体现了六经辨证，脏腑辨证，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辨证等具体方法。在治疗方面，充分反映了“法”在治疗中的意义和作用，使治疗方法由朴素的感性的方法过渡到理性指导的阶段。对方剂学的发展，已达到了比较成熟和完善的阶段。方剂从简单的不稳定的经验方过渡到有方名、有主治、有相对稳定的药味(有些方剂并有加减)、有剂量、有制法、有服法、有禁忌等。使方剂这一药物治疗的重要形式，达到了系统的理论化水平。
总之，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创立了辨证施治的体系，首创临床各科(包括“伤寒”与“杂病”、“妇人病”等)专著，对后世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五)古籍援引之医论、医言
古代援引汉代医籍或医家医论与医言亦较多，今举数家为例。
l、《后汉书·方术列传·郭玉传》：“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此与《灵枢经·九针十二原》言针道“粗守形，上守神”之义，亦颇相似，言医者当静意守神，不可疏失时机。且病气之变化，微而难测，有时尽在意度，难以言状。故“医之为言意也”一语，传为后世医家名言。
2《韩诗外传》卷一第二十章：“天地有合，则生气有精矣；阴阳消息，则变化有时矣。时得则治，时失则乱。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无见，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而后能见，七月而生齿而后能言，期年髑就而后能行，三年脑合而后能言，十六精通而后能施化。阴阳相反，阴以阳变，阳以阴变。故男八月生齿，八岁而龆齿，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齿，七岁而龀齿，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阳以阴变，阴以阳变。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气感动，触情纵欲反施化，是以年寿亟夭而性不长也。”
按此文在刘向《说苑》中亦具，惟文少异。此文不仅说明阴阳互变的基本道理，而且其男八女七之生理变化周期说，对研讨《素问·上古天真论》文言“天癸”周期的学术渊源，很有参考价值。又此文不见于今存医籍中，可能为汉代或汉以前古医籍中，具有此说。
3、《后汉书·方术列传·华佗传》：“佗语普曰：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销，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人者，为导引之事。熊经鸱顾，引挽要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体轻便而欲食。”按华氏五禽戏，亦导引之术也。今陶弘景《延性延命录》引《导引经》中，详述五禽戏之具体方法，或系该书所见，系华佗之遗法。故此记对深入探讨华氏之五禽戏，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4、《易纬通卦验》卷下
该书论一年二十四节之风当至不至，或不当至而至，物候及十二经脉发病情况。今举正文及郑玄注文四则为例。
小寒，合冻。当至不至，人手太阴脉虚，人多病喉脾； (注：脾字误也，当为喉痹……手太阴脉，起手大指内侧，上贯咒唾，散鼻中)未当至而至，则人手太阴脉盛，人多热。
大寒，雪降。当至不至，人足少阴脉虚，多病蹷逆、惕、善惊； (注：足少阴脉起于足，上系)
未当至而至，则人足少阴脉盛，人多病上气嗌肿。
立春，雨水降，条风至。当至不至，人足少阳脉虚，多病疫疟；(注：此当与火同为足少阴脉，言阳非)未当至而至，则人足少阳脉盛，人多病粟疾疫。(注：粟，痤肿也……脉亦当为足少阴矣)
雨水，冻冰释。当至不至，人手少阳脉虚，人多病心痛；(注：于脉，宜为手太阳，云少阳似误。
心痛，坎也。手太阳起于手小指端，上颐，下目内眦)末当至而至，则人少阳脉盛，人多病目。
(注：言脉亦当为于太阳也)
按《易纬通卦验》，为《易纬》八种之一。详诸纬书，均汉代依托儒家经义宣扬符箓瑞应占验之书，其内容虽多附会人事吉凶，预言治乱兴衰，颇多怪诞之谈；但对天文、历法、地理、医学等知识，均有重要学术价值。本书注者郑康成，即郑玄，生当汉末，为经学大师，注文引经脉诸文，对研讨经络学说，颇具重要文献价值。
综观上述《通卦验》及郑注援引经脉诸文，有以下特点：①该文引经脉已具十二脉之数，特“手心主”一脉之称谓，与今存《灵枢·经脉》同，说明该书引文之祖本，较之马王堆医书十一脉系统为晚，当与《灵枢·经脉》成文时代相近或相同，经脉系统己臻完善。②郑注引经脉诸文，与今存《灵枢·经脉》有一定差别，如言手太阴脉“上贯咒唾(按二字义未详)，散鼻中”，“足太阳脉起小指端，至前两板齿”，“足少阴脉起于足，上系”等，均与《灵枢·经脉》不同。③从郑注援引手太阴、足少阴、手太阳、足太阳四脉之起始与走向看，皆起于四肢末端，其走向呈内向性。亦与《灵枢·经脉》不同。从而说明郑注引文之祖本，当与《灵枢·经脉》为不同系统之经脉传本，或为另一家言也。是则可知，在汉代当有经脉不同系统之多种传本，惜后皆亡佚。
又本书所述历法、物候、发病等，亦反映汉代有关气象医学内容，与《灵枢·九宫八风》之说，似为同一学术体系，犹医学气象学之不同流别也。
5、《春秋元命苞》
该书为《春秋纬》书之一种，亡佚后，今存辑本中，有少量医学遗文，可供研讨汉代脏象学派之多家学说。今摘取数端如下：
头者，神所居，上圆象天，气之府也。
脑之为言在也，人精在脑。
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苍龙之位也。
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白虎之位也。
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为张星，火成于五，故人心长五寸。
阴者，肾之泻。肾者，水之精，上为虚危。
口者，脾之门户。
脾者，土之精，上为北斗，主变化者也。脾之为言坿著也。如龙盘虎伏，合坿著也。
胃者，脾之主府禀气。胃者，谷之委，故脾禀气也。
膀胱者，肺之府也。肺者，断决。膀胱亦常张有势，故膀胱决难也。
6、《韩诗外传》
该书有援引五脏六府之说，与今存《素问》、《灵枢》说亦颇有差异。该文云：“惟夫命本人情，人有五脏六府。何谓五脏？情藏于肾，神藏于心，魂藏于肝，魄藏于肺，志藏于脾。何谓六府？咽喉量入之府，(月胃)者五谷之府，大肠转输之府，小肠受成之府，胆积精之府，膀胱精液之府。”
7、《白虎通·情性》 该书为东汉班固撰，本篇有诸多论脏象之说。结合五常(仁、义、礼、智、信)、五行与五脏的关系，亦为合经学之论。惟其引用前人医论，如《春秋元命苞》等，颇具文献价值。另有诸多佚名氏之论，今摘要如下：
或曰：口者心之候，耳者肾之候。
或曰肝系于目，肺系于鼻，心系于口，脾系于舌，肾系于耳。
六府者何谓也？谓大肠、小肠、胃、膀胱、三焦、胆也。府者，为藏宫府也。故《礼运记》曰：
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禀气，胃者，谷之委也，故脾禀气也。膀胱者，肾之
府也。肾者主泻，膀胱常能有热，故先决难也。三焦者，包络府也，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
故上焦若窍，中焦若编，下焦若渎。胆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胆
断也。是以肝胆二者，必有勇也……小肠、大肠，心、肺府也，主礼义。礼义者，有分理。肠之大
小相承受也。肠为心肺主，心为皮体主，故为两府也。
通过以上诸书对脏象的记载，足可看出，其与今存《素问》、《灵枢》之脏象学说，虽有相同或相近之处，然亦有诸多不同之处。从而似可证明，在汉代医学文献中，有关脏象的学说，并非全属一个体系，而是具有多家不同的学派。反映了人们对脏象的认识，从多方面与多角度的经验总结，形成了不同的学说，对探讨人体生理与病理变化，推动学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六)出土文物医学文献
在近代出土之文物中，有不少系汉代古医籍或古医籍残文。均有重要文献学价值。其中如前引长沙马王堆汉墓医书，另有安徽阜阳汉简古医书《脉书》与《引书》，其成书年代究在汉以前或西汉时期，实难确认，虽在先秦时期的可能性大，但亦不能完全排除在西汉前期的可能性。今再举两种为例。
l、《流沙坠简》
英籍探险家斯坦因于1906年至1907年间，考察我国新疆之和阗、尼雅、楼兰古城遗址及甘肃敦煌汉代长城鄣燧遗址时，发现了大批汉文及粟特文、佉庐文、婆罗谜文文书，书写材料多木质简牍。法籍汉学家沙畹曾系统整理斯氏此次考察所获汉文文书，编著《思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所获汉文文献》。19l0年，罗振玉得知沙畹正在考释汉文简牍，翌年即向沙氏索取有关资料。1912年沙氏提供了手校本，罗氏随即与当时也侨居日本的王国维，据此手校本进行了释文和考证，于1914年在日本京都出版了《流沙坠简》。
据王国维该书序言云：“敦煌所出者，皆两汉之物；出罗布淖尔北者，则自魏末以迄前凉；其出和阗旁三地者，都不过二十余简，又皆无年代可考。然其古者，犹当为后汉遗物，其近者，亦当在隋、唐之际也。”
按《流沙坠简·方技类·医方》共有完、缺简文十一枚；残纸一片，有字三行，右边行字亦残缺。据整理注记，其残纸出蒲昌海北；十一枚简文，除“涂牛领”方不记出处外，余皆出于敦煌。“涂牛领”方一简，虽无出处，但若从文字字体及书写风格看，与其他简亦颇相似，故很可能是同出一地，而原整理漏记。从简文字体看，亦皆为汉代隶书，此与王国维所谓“敦煌所出皆两汉之物”的考证亦相符。
从内容方面看，据罗振玉氏按云：“右医方十一简，内第三及第七以下共六简，确为兽医方，其他诸简，虽未能确指，然简式书法并同，疑是一书……又诸简载处方者姓名凡二，曰臣安国，曰漕孝
(上“穴”下“皿” )，每方之前，又载病之徵候，多如后世医者之诊案。”
从上述情况分析，当时出土之医方简文仅十一枚，且有多半己不完整。故有可能这仅是原藏中极小的一部分。从内容分析，它可能是一部完整的“兽医方”。从《周礼》记载之医事制度看，官家为保护御用大牲畜，已专设兽医以治兽病，迨至汉代，至少亦当有数百年的历史，在治疗方面，定已积累有众多的治疗经验与医方。然《汉志》著录，仅“数术类”有《相六畜》三十八卷，而无医方书。故《流沙坠简》之兽医方，对兽医方书源流的考证，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又为汉代已有兽医医方书，提供了实物证据。
2、《武威汉代医简》
1972年甘肃武威汉墓，出土了一批文物，据整理者考证，此墓当系东汉早期墓葬。
与其他文物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批简牍医方，原无名，经整理者定名为《武威汉代医简》。
据该书“简牍整理概况”介绍，“原简册已散乱，各简上也没有编号标志，以致原册编联的先后次序几无可寻之迹。经过清理，现存简牍九十二枚，计：简七十八枚，牍十四枚。”
该书所载各科医方三十余首，包括杂病、金创、妇人、目病、针刺及膏药等。选用药物达一百余种。
所列诸方，基本上是无名方，仍具有古代纯朴经验方的特点。但也有个别方，己初具有名方之义。如“白水侯方”，方末并记云：“建威耿将军方，良禁，千金不传也。”说明此方之传人，及为“禁方”之价值。此方后在唐孙思邈《干金翼》卷十二第二犹有“周白水侯方”，药味略有变动。说明此方流传之久。又有“千金膏药方”，“千金”二字，示珍贵也。亦具方名之义。说明医方己开始由无名方向有名方之过渡，同时也证明，医方己由纯经验的基础，向理论化、成熟化发展的趋向。亦可显示出医方的发展，从《黄帝内经》所载之方，到《武威汉代医简》之医方，到汉末张仲景书所收医方的发展过程和源流关系。故《武威汉代医简》
对研讨方剂学的发展和源流，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3、人体经脉漆雕模型
《文物报》1993年第二期载何志国、唐光孝《我国最早的人体经脉漆雕》一文报道，1993年2月四川绵阳西汉古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人体漆雕格外引人注目”，又云：“我们推测它可能与经脉有关。其体表分布的红色线条当为人体经脉。人体正面从头项、经胸腹、至脚两条线；背面则有三根线条，两根从头顶经背部至脚，一根从头顶至股缝；两臂各有三根线条，从指尖，经手臂至颈，与头部线条联接，形成网络。头部和手部线条最为复杂，头部正面纵线条就有五根，横线条三根，与躯干和手臂的线条联接；背纵向分布和交汇的线条也有五根，形成彼此相通的风格。线条俱为红漆描绘，宽O.1至0.15厘米。线条虽多，但行径有序，显然有所意图。上述线条分布与《黄帝内经》记载的十二经脉有些相似，头部和手背密纹的线条可能是支脉。”
从该文所述，结合图片所示，此人体模型所描绘线条，虽无文字说明，当属经脉图象无疑。此“人体漆雕”模型，不仅记载经脉分布和走向的早期文献内容，与马王堆及张家山出土之经脉文献，同为研究早期经脉学说的可靠依据。其另方面的意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载体，或者说模型图象，是迄今为止文物发现之最早者，也就是说，至晚在西汉时期，己亦之。故其学术价值犹为可贵。
(七)胎教方面的文献
胎教问题，虽其来己久，然在汉以前之今存文献中，尚不见记载，而在汉代文献中，不仅多书记载，而且有专篇论述。今举例如下。
l、汉贾谊《新书》卷十“胎教杂事”一篇，对胎教有关问题，作出了专题性论述。如援引《青史氏之记》云：“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之七月，而就蒌室，太师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太卜持蓍龟而御堂下，诸官皆以其职御于门内。此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抚乐而称不习；非正味则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调，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又举例云：“周后妃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笑而不喧，独处而不倨，虽怒而不詈，胎教之谓也。”
2、《大戴礼记.保傅》亦记载《青史氏之记》说，唯与《新书》所记文字，小有出入。有北周学者卢辩注“青史氏”文云：“一曰青史子”。清人王聘珍谓：“《汉书.艺文志.小说家》《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记事也。”是则可知《青史氏之记》，或当汉前史官记事之书。又“蒌室”，《大戴记》作“宴室”，卢注云：“宴室，夹室，次宴寝也。亦曰侧室。自王后以下有子、月震，女史皆以金环止御。王后以七月就宴室，夫人妇嫔以三月就其侧室，皆闭房而处也。”
3、《韩诗外传》卷九云：“吾怀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 从以上诸书可见，在汉代文献中，对胎教问题，虽仅言及王后之事，然必及于百官与庶民。可见，在当时己深知妊妇之生活、饮食、情志等，均可影响胎儿的成长，故特对胎教问题，尤为重视。此犹胎教之早期文献也。
(八)道教医学文献
道教始于东汉后期。就其思想体系的渊源而论，原在秦汉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宗天神学及谶纬神学思想的影响，及于社会对宗教的需要，加之秦汉王朝对鬼神祠祀，特别是秦皇、汉武等，迷信于方士求仙不老之术，是教道成立的主要社会背景。在思想体系方面，由于汉代自武帝以来，崇尚黄老之说，主张清静无为的道学观念，是道教形成的思想基础。加之东汉后期的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人民群众对汉王朝的统治日趋不满。故在顺帝时期，首由张陵在西蜀创太平道，又由其入道者需交纳五斗米，故又称“五斗米道”。
道教的教义，不论其思想体系源于何家，但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有神论者，他们不仅创造了诸多之神，而且把人也神格化了，远者如老子，近者为创始人张陵，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一些精神不灭的神。
道教形成之后，为宣传和传播教义，自然需要一定的理论、学说与神仙不老之术。同时，为能切实作到养生长寿，导引行气，自然需要与医学结合，因而形成了教道医学所具有的某些特色。以下仅举二书为例。
l、《太平经》
《太平经》的真正作者，古无确记，现亦难考。据《后汉书·襄楷传》：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阳人也。好学博古，善天文阴阳之术。桓帝延熹九年，自家诣阙上书曰：“臣前上琅邪宫崇受干吉(按或称于吉)神书，不合明听。”又云：“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令书》。”李贤注：“神书，即今道家《太平经》也。其经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一十七卷也。”是则襄楷传中所言干吉神书或《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也。
今存《太平经》一书，残缺较多，就其内容而论，诸如阴阳、五行、天文、历算、驱灾祛邪、守一养神、祝由复文等无不论及。其中固有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与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总的思想体系，则不失其神道设教的基本教义。今仅以医术为例。(按用王明先生《太平经合校》本)
经抄乙部阙题：真人问曰：凡人何故数有病乎？神人答曰：故肝神去，出游不时还，目无明也；心神去不在，其唇青白也；肺神去不在，其鼻不通也；肾神去不在，其耳聋也；脾神去不在，令人口不知甘也；头神去不在，令人眴冥也……夫神精，其性常居空闲之处，不居污浊之处也；欲思还神，皆当斋戒，悬象香室中，百病消亡；不斋不戒，精神不肯还反人也。皆上天共诉人也。所以人多积病，死者不绝。
卷五十草木方诀：草木有德有道有官位者，乃能驱使也，名之为草木方，此谓神草木也。治事立愈者，天上神草木也，下居地而生。立延年者，天上仙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治事立诀愈者，名为立愈之方；一日而愈，名为一日而愈方；百百十十相应愈者是也。此草木有精神，能相驱使，有官位之草木也……
卷五十刺诀：灸刺者，所以调安三百六十脉，通阴阳之首而除害者也。三百六十脉者，应一岁三百六十日，日一脉持事，应四时五行而动，出外周旋身上，总于头顶，内系于脏。盛衰应四时而动移，有疾则不应，度数往来失常，或结或伤，或顺或逆，故当治之……此得天经脉谶书也。
卷九十三方药厌固相治诀：……今天师拘校诸方言，十十治愈者方，使天神治之也；十九治愈者方，使地神治之；十八治愈者方，使人精神治之。过此以下者，不可用也。……是万二千物，悉皆受天地统而行，一物不具，即天统有不足者，因使其更相治服也。
又卷一百四至一百七有复文若干道。
按所谓“复文”，即后世之“符文”，唯该书复文，虽人不解其意，亦大多为复字如卷一百七神祝寿祐复文之“ ”(四个“天”字上下各二)、“?”(上面两个“地”，下面两个“土”)、“?”(三个“乙”，上一下二)等。即由某字或某几字叠合而成，或取某几字加某种偏旁叠合而成。此概为“复文”之意，与后来“符文”纯由点、线、圈等曲折弯转叠合者不同，符文亦极少有明显的字形，纯属符号性的。凡此等“复文”或“符文”，即代表天帝或神的意志或方法，故取为神祐，或用驱邪，或用以疗病。
以上诸端，已足可反映，在道教医学中，亦有某些合理的或比较合理的成分，亦即具有一定科学意义的内容，如言“三百六十脉、通阴即之道而除害者”，又言“三百六十脉者……总于头顶，内系于脏”等，其“总于头顶”之说，今《素问》、《灵枢》中皆不具其义，惟《金匮玉函经·证治总例》有云：“三百六十五络，皆归于头。”当源于是。此亦可谓对经脉学说的另一家言。
尽管该书中有关医学方面，有诸如此类内容，但作为道家早期的这一经典著作，其立说的基本思想是“神权”和“天命”，人只不过是“神权”和“天命”的代表者或奉行者。这在上文引诸有关医学内容中，己表述得非常明确。如人之所以数有病者，乃“上天共诉人也”。草木之所以能治病者，以“天上神木也，下居地而生”。灸刺之治病者，“此得天经脉谶书也”。方之所以可用者，“是万二千物，悉皆受天地统而行”，如此等等，大凡如是。此所谓天，绝非物质的天，自然界的天，而是精神的天，意志的天，也就是上帝的代称，神的观念。故在道教医学文献中，一直是受这种教义规范的约束，贯穿着神学的思想。
作为道经经典的《太平经》，也是今存有关道教医学文献的最早著录者。
2、《参同契》
《参同契》，汉末魏伯阳撰。伯阳，史无传，晋葛洪《神仙传》云：“魏伯阳者，吴人也，高门之子，而性道术，不肯仕宦，闲居养性，时人莫知其所从来。谓之治民、养身而已……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二卷，其说如似解《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多作阴阳注之，殆失其奥旨矣。”
该书虽不著撰人，然因书中多用廋辞隐语，据宋俞琰云，魏氏之名，亦隐于文中。如卷下云：“委时去害，依托丘山，循游寥廓。与鬼为邻，化形而仙，沦寂无声，百世一下，遨游人间，敷陈羽翮，东西南倾，汤遭阨际，水旱隔并，柯叶萎黄，失其华荣，吉人相乘负，安稳可长生。”俞琰云：“此乃魏伯阳三字隐语也。委与鬼相乘负，魏字也；百之一下为白，白与人相乘负，伯字也；汤遭旱而无水为昜，阨之厄际为阝，阝与昜相乘负，阳(按繁体为陽)字也。魏公用意，可谓密矣。”此说不无道理。
详该书内容，虽曰言《易》，实则是对秦汉以来内养与丹术之总结与发展。正如清乾隆五十三年元真子董德宁《周易参同契正义》再识云：“三篇之作，总叙大易、内养、炉火三道。是以上篇言易道为多，而次之以内养，其炉火则兼及之；中篇则内养为多，而易道次之，炉火则又次之：下篇乃炉火为多，而内养为次，易道更为次也。此三篇之中，其三道之详简有不同也如此。故魏公之三篇者，以象三才之体也。”该书在道教中影响较大，一直流传至今，而从未间断。其内养与炉火之术，对两晋及南北朝期间影响尤大，故后起之作，多不胜举。
以上二书，作为道教早期古籍，具有一定的代表。其中有关医学之内容，己具有道教的某些特色。作为医学基础理论，在《太平经》中，己突出了对精、气、神的论述。为后来《黄庭经》的问世，奠定了基础。而《参同契》之内养与炉火，则是继承先秦以来，养生法与黄白术(即丹术)的成就，加以发展而成。另外，道教用以驱邪治病之复文，后来竟发展为有些教派的主要法宝，对医学方面，也有一定影响，实则为医学领域之异端而矣。
第二、学术成就
根据以上情况，尽可说明，两汉三国时期医学文献，是一个十分辉煌的时代，它具体反映了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的伟大成就，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基础的建立与学术体系的形成。中医学术，在直观的感性经验的基础上，经过长时期的总结，特别是受先秦时期，阴阳五行学说被广泛运用于各个学术领域作为说理工具的影响，在中医学中，亦借用了阴阳五行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说明人体生理、病因、病机、诊法、治则等有关问题的机理。两汉三国时期文献，在继承先秦医学成就的基础上，体现得尤为完备。从而说明，中医学术，己从感性知识，发展到理性阶段，建立了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主体的理论基础。
在学术体系方面，亦从多家学说的发展中，形成了以五脏六腑及十二经脉为主体的脏象经络学说，并根据“人与天地相参”的指导思想，与“阴阳五行”的理论基础，形成中医学术体系的框架结构，为中医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在汉代最终成编的“医经”类书，特别是《黄帝内经》是最富有代表性的著作。
2、一批经典性著作的问世。在汉代最终形成及汉代形成的大量著作中，今日犹存世的一批著作，如上述诸书，虽经后人多次整理及辑复，难能尽复旧貌。但就其内容来看，应当说，基本上属于原作。这一批文献之所以能够存世而流传至今，决非偶然。主要是由于它是该时期学术水平最高、应用价值最大的代表性著作。它不仅对中医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中医当前和今后的继承发扬，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故后世奉之为经典，良有以也。
3、辨证施治的奠基之作。辨证施治是中医治疗学中的一大特色。它把治疗从直觉的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体现了治疗学中理法方药的完整过程。辨证，意味着说理与立法，施治，意味着遣方与用药。张仲景撰用之《辨证》一书，当属此类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之《辨病形证》，或即此书之传本。又张仲景医书，犹充分体现了辨证施治的法则。从辨病到辨证，从六经辨证到脏腑辨证，从同病异治到异病同治，从方剂变化到药味加减，均可充分显示这一法则的运用。故仲景著作，是在总结汉代及汉以前治疗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医治疗学的一个飞跃，是辨证施治的奠基之作，为中医治疗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方剂的完善与成熟，医方的运用，由来已久。《汉书·艺文念》著录“经方”有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汤液经法》三十二卷。然皆亡佚，不得详知。今所见者，唯《素问》、《灵枢》中仅具数方，特有近年出土之汉简医方，如马王堆医书《五十二病方》及《武威汉代医简》，从诸多古医方看，概犹“经方”之属。类此诸方，皆无方名，惟言主治何病证等。故仍为纯经验之记录。然仲景医书，乃博采众方(亦或合《汤液经法》等方书)，故所存诸方，大都具方名、主治、药味、用量、煎法、服法及加减、禁忌等，说明对诸多医方，经多次运用调整，严密的选汰，合理的配伍，己形成一批定型的处方，予以命名，而成为有名方。此乃医方发展的一大进展，象征着医方的完善与成熟，为方剂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故梁陶弘景赞曰：“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宗。”
5、一批专科、专病及综合性著作的形成。在汉代及三国时期成书的文献中，有一批属专科性或专病性医书。在专科性医书中，针灸如郭玉之《针经》、托古之《明堂孔穴针灸治》等；妇科如卫汎之《妇人胎脏经》；儿科如卫汎《小儿颅囟方》；本草如托古之《神农本草经》、张仲景撰用之《药录》、吴普之《吴普本草》等；按摩如《汉书·艺文志》著录托古之《黄帝岐伯按摩》；诊法如张仲景撰用佚名氏《平脉》等。在专病性著作中，如《汉书。艺文志》著录之《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五脏六腑疝十六病方》、《五脏六腑瘅十二病方》、《客疾五脏狂癫病方》、《金创瘛疭方》等。综合性著作中，如《汉书·艺文志》著录之《妇人婴儿方》，为两科合著；又有张仲景撰用之《胎胪》，据近人余嘉锡先生考证，“妇人婴儿方书也。胎谓妇人胎脏，胪与颅皆从卢得声，古字通用，即颅囟也。”是说有一定道理；此中最有代表性者，为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实为一部多学科综合性医学著作。惜大都亡佚，幸存者唯仲景书经后人多次整理之《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这批医籍的问世，不仅说明中医学术的发展，己及较高水平，而且在文献著述方面，亦具有重大成就。
6、针灸学术的成熟及文献的形成。针灸作为一种治疗技术，固是在较长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并且逐渐由经验而概括为理论。如果说《素问》与《灵枢》为针灸学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而《明堂》一书，则是在理论的指导下，为针灸学术的应用，提供了范本。因此，汉代针灸学术的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络系统的建立，说明人们对经脉的认识，已达到系统、全面和完善阶段。第二，腧穴体系的建立，包括名称、部位、归经、针刺深度等，说明人们对腧穴的认识，已相当深化；第三，针刺手法的运用，已根据中医理论，提出了诸多可操作性原则与方法；第四，腧穴的主治与禁忌，已进行系统的总结。而《黄帝内经》有关针灸学术方面的众多论述，及《明堂》一书的问世，正充分体现了以上几点，说明针灸学术已臻成熟阶段。
7、本草学的创立。据现有文献足资考证者，先秦时期尚无“本草”之名，亦未发现有本草方面的专著，而《汉书·艺文志》亦无著录。故《神农本草经》一书，据近代学者考证，倾向于该书成编于汉代者日多。“本草学”者中医药物之学也。《本草经》一书，它不仅记录了每一药物的功效主治等，而且对药物理论方面的问题，亦有所论述，而且概括出某些共同性与规律性的内容，说明人们对药物的认识，已不是简单的感性知识的阶段，而是逐步向理论方面发展。故《本草经》的问世，象征着本草学的创立。
8、传世医学文献的整理与著录。如果说先秦时期，传世医书尚多以单篇别行的形式出现的话，而到了两汉时期，则经过官方或个人的整理，而发展为较多的综合性医书。西汉刘向校书，是首次由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其中“方技”部分，由侍医李柱国担任。最后由刘向父子总合著录，形成了《七略》，后被班固删选其要，编成《汉书·艺文志》，此为今存首次对文献之著录，也是医学文献的首次著录。个人整理今存世者如张仲景书。其自序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是知该书，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次文献整理工作。当然，仲景之书，并非单纯地对已有医学文献的编辑，而是吸收已有文献，结合个人经验进行的整理工作。
9、对“房中”与“神仙”学术的重视。从《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著录之方技书，不难看出有两个特点，一者就门类而言，医经、经方，与房中、神仙并列四类，足见其在方技文献中的地位；一者就家数与卷数而言，医经、经方合共十八家，四百九十卷；房中、神仙合共十八家，共三百九十一卷，亦近半数。足见其存世文献及整理入目者之多。详自古王室贵族，一方面过着荒淫侈奢的生活，一方面又追求神仙不老之术，在秦汉两代帝王如秦皇、汉武等，尤重此事。此正统治阶级在个人追求中的矛盾现状。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房中、神仙之类文献的大量问世，并被官方较多地整理入目，与此种历史的社会背景有一定关系。当然，就房中与神州两类文献内容而论，除具有淫秽与荒诞的一面外，更多的是对性医学与养生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0、对胎教问题的重视。胎教之事，虽据史料所记，其来已久，然据现存古文献所记，仍当以汉代更为重视，且对后世之影响尤为深远。如北齐.颜之推《严训.教子》云：“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于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其例一也。
ll、气象医学的滥觞。气象医学是研讨气象变化对人体的影响以至于致病的学说。在今存《灵枢经》中已有“九宫八风”一篇，言及太乙游宫及八风致病情况，或系汉代或汉以前文献，被收入该书中。详八风之说，由来尚矣，在《吕氏春秋》、《史记》、《淮南子》中均有这方面的记载。然记有太乙游宫及八风致病者，则莫详于《易纬书》。如《乾凿度》卷下云：“故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郑玄注：“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日，太乙常行于八卦日辰之间，曰天一，或曰太一。出入所游，息于紫宫之内外，其星因以为名焉。故《星经》曰天一。太一主气之神。行犹待也。四正四维，以八卦神所居，故亦名之曰宫。天一下行，犹天子出巡狩，省方岳之事，每率则复。”此说与《灵枢·九宫八风》之义尽合，可证其渊源本同。又《通卦验》卷下云：“凡此阴阳之云，天之云，天之便气也。坎、震、离、兑为之，每卦六爻。即通于四时二十四气，人之四支二十四脉，亦存于期。”其二十四气八风之当至不至或未当至而至所致经脉之病，前已摘引。此较之《灵枢·九宫八风》文，尤为详备。又张仲景撰用之《阴阳大论》一书，在今存《伤寒论·伤寒例》尚存部分引文。可证其以二十四气为序言医学气象者也，与“九宫八风”说，显非一家之言，自是另一流派。凡此类记载，正为早期气象医学文献之渊源。与后来运气学说内容，虽非一种体系，然从气象医学而论，亦不无源流关系。
12、道教医学的初创。宗教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早在人类祖先进入文明社会之前，便己悄然产生在人类精神活动之中，不管经过多少时代变化，它始终保持着其共有的特点—有神论，演变为不同的形式与教义。道教则是产生于后汉，以元始天尊、太上老君为教祖，以不老神仙、清静无为等为宗旨的一种宗教。处于其教义的规定性，必然地与方技类之“神仙”一派有相同处，与医学相结合，因而在早期的道经经典中，便包含有诸多与医学有关的内容，并在继承先秦行气导引术与黄白术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总结发展，形成了特有的内养修炼等方法，在理论上也具有自身的某些特色，为道教医学发展开创了道路。
以上是为两汉三国时期医学文献之概况。凡此种种，皆据历代文献所载、前人研讨所得及个人管窥之见。由于资料及个人水平所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望各位方家予以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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