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者之爱恶苦乐，即病情虚实寒热之征。医者望免切脉而知之，不如其自言之为尤真也。惟病者不能言之处，即言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则赖医者推求其理耳。今乃病者所自知之病，明明为医者言之，则医者正可因其言而知其病之所在以治之。乃不以病人自知之真对症施治，反执己之偏见强制病人，未有不误人者。如伤寒论中云：能食者为中风，不能食者为中寒。则伤寒内中风之症，未尝禁其食也。乃医者见为伤寒之症，断不许食。凡属感症，皆不许其食。甚有病已半愈，胃虚求食，而亦禁之，以至因饿而死者。又伤寒论云：欲饮水者，稍稍与之。盖实火烦渴，得水则解，未尝禁冷水也。乃医家凡遇欲冷饮之人，一概禁止，并有伏暑之病，得西瓜而即愈者，病人研求欲食，亦断绝不与，至烦渴而死。如此之类，不可枚举。盖病者之性情气体，有能受温热者，有能受寒凉者，有不受补者，有不禁攻者，各有不同，乃必强而从我意见。况医者之意见，亦各人不同，于是治病之法，无一中肯者矣。《内经》云：临病人问所便。盖病人之所便，即病情真实之所在。如身大热而反欲热饮，则假热而真寒也；身寒战而反欲寒饮，是假寒而真热也。以此类推，百不失一。而世之医者，偏欲与病人相背何也？惟病人有所嗜好而与病相害者，则医者宜开导之。如其人本喜酸，或得嗽症，则酸宜忌；如病人本喜酒，得湿病则酒宜忌之类，此则不可纵欲以益其疾。若与病症无碍，而病人之所喜，则从病人之便，即所以治其病也。此《内经》辨症之精义也。

    虚症宜补，实症宜泻，尽人而知之者。然或人虚而症实，如弱体之人，冒风伤食之类；或人实而症虚，如强壮之人，劳倦亡阳之类；或有人本不虚，而邪深难出；又有人已极虚而外邪尚伏。种种不同，若纯用补，则邪气益固；纯用攻，则正气随脱，此病未愈，彼病益深。古方所以有攻补同用之法，疑之者曰：两药异性，一水同煎，使其相制，则攻者不攻，补者不补，不如勿服；若或两药不相制，分途而往，则或反补其所当攻，攻其所当补，则不惟无益，而反有害，是不可不虑也。此正不然，盖药之性，各尽其能，攻者必攻强，补者必补弱，犹掘坎于地，水从高处流下，必先盈坎而后进，必不反向高处流也。如大黄与人参同用，大黄自能逐去坚积，决不反伤正气；人参自能充益正气，决不反补邪气。盖古人制方之法，分经别藏，有神明之道焉。如疟疾之小柴胡汤，疟之寒热往来，乃邪在少阳，木邪侮土，中宫无主，故寒热无定。于是用柴胡以驱少阳之邪，柴胡必不犯脾胃；用人参以健中宫之气，人参必不入肝胆。则少阳之邪自去，而中土之气自旺，二药各归本经也。如桂枝汤，桂枝走卫以祛风，白芍走荣以止汗，亦各归本经也。以是而推，无不尽然。试以神农本草诸药主治之说细求之，自无不得矣。凡寒热兼用之法，亦同此义。故天下无难治之症，后世医者，不明此理，药惟一途，若遇病情稍异，非顾此失彼，即游移浮泛，无往而非棘手之病矣。但此必本于古人制方成法而神明之。若竟私心自用，攻补寒热杂乱不伦，是又杀人之术也。

    凡人偶感风寒，头痛发热，咳嗽涕出，俗语谓之伤风，非伤寒论中所云之伤风，乃时行之杂感也。人皆忽之，不知此乃至难治之疾，生死之所关也。盖伤风之疾，由皮毛以入于肺，肺为娇藏，寒热皆所不宜。太寒则邪气凝而不出，太热则火烁金而动血，太润则生痰饮，太燥则耗精液，太泄则汗出而阳虚，太涩则气闭而邪结。并有视为微疾，不避风寒，不慎饮食，经年累月，病机日深。或成血证，或成肺痿，或成哮喘，或成怯弱，比比皆然，误治之害，不可胜数。谚云：伤风不醒变成劳。至言也。然则治之何如？一驱风，苏叶、荆芥之类；二消痰，半夏、象贝之类；三降气，苏子、前胡之类；四和荣卫，桂枝、白芍之类；五润津液，蒌仁、元参之类；六养血，当归、阿胶之类；七清火，黄芩、山栀之类；八理肺，桑皮、大力子之类。八者随其症之轻重而加减之，更加以避风寒，戒辛酸，则庶几渐愈，否则必成大病。医者又加以升提辛燥之品，如桔梗、干姜之类。不效，即加以酸收，如五味子之类，则必见血。既见血，随用熟地、麦冬，以实其肺，即成劳而死。四十年以来，我见以千计矣，伤哉。

    治病之法，不外汗下二端而已。下之害人，其危立见。故医者病者皆不敢轻投。至于汗多亡阳而死者，十有二三虽死而人不觉也。何则？凡人患风寒之疾，必相戒，以为宁暖无凉。病者亦重加覆护，医者亦云服药必须汗出而解。故病人之求得汗，人人以为当然也。秋冬之时，过暖尚无大害。至于盛夏初秋，天时暑燥，卫气开而易泄。更加闭户重衾，复投发散之剂，必至大汗不止，而阳亡矣。又外感之疾，汗未出之时，必烦闷恶热。及汗大出之后，卫气尽泄，必阳衰而恶寒。始之暖覆，犹属勉强，至此时虽欲不覆而不能，愈覆愈汗，愈汗愈寒。直至汗出如油，手足厥冷，而病不可为矣。其死也，神气甚清，亦无痛苦。病者医者，及旁观之人，皆不解其何故而忽死，惟有相顾噩然而已。我见甚多，不可不察也。总之，有病之人，不可过凉，亦不宜太暖，无事不可令汗出。惟服药之时，宜令小汗。仲景服桂枝汤法云：服汤已温覆令微似汗，不可如水淋漓。此其法也。至于亡阳未剧，尤可挽回，伤寒论中真武、理中、四逆等法可考。若已脱尽，无可补救矣。又盛暑之时，病者或居楼上，或卧近灶之所。无病之人，一立其处，汗出如雨；患病者必至时时出汗，即不亡阳，亦必阴竭而死。虽无移徙之处，必择一席稍凉之地而处之，否则神丹不救也。

    驱邪之法，惟发表、攻里二端而已，发表所以开其毛孔，令邪从汗出也。当用至轻至淡芳香清冽之品，使邪气缓缓从皮毛透出，无犯中焦，无伤津液，仲景麻黄桂枝等汤是也。然犹恐其荣中阴气，为风火所煽而销耗于内，不能滋润和泽，以托邪于外。于是又啜薄粥以助胃气，以益津液，此服桂枝汤之良法。凡发汗之方，皆可类推。汗之必资于津液如此，后世不知，凡用发汗之方，每专用厚朴、葛根、羌活、白芷、苍朮、豆蔻等温燥之药。即使其人津液不亏，内既为风火所熬，又复为燥药所烁，则汗从何生？汗不能生，则邪无所附而出。不但不出，邪气反为燥药鼓动，益复横肆，与正气相乱。邪火四布，津液益伤，而舌焦唇干，便闭目赤。种种火象自生，则身愈热，神渐昏，恶症百出。若再发汗，则阳火盛极，动其真阴，肾水来救，元阳从之，大汗上泄，亡阳之危症生矣。轻者亦成痉症，遂属坏病难治。故用燥药发汗而杀人者，不知凡几也。此其端开于李东垣，其所著书立方，皆治湿邪之法，与伤寒杂感无涉。而后人宗其说，以治一切外感之症，其害至今亦甚。况治湿邪之法，亦以淡渗为主，如猪苓、五苓之类，亦无以燥胜之者。盖湿亦外感之邪，总宜驱之外出，而兼以燥湿之品。断不可专用胜湿之药，使之内攻，致邪与正争而伤元气也。至于中寒之证，亦先以发表为主，无竟用热药以胜寒之理。必其寒气乘虚陷入而无出路，然后以姜附回其阳，此仲景用理中之法也。今乃以燥药发杂感之汗，不但非古圣之法，并误用东垣之法。医道失传，只此浅近之理尚不知，何况深微者乎。

    一病而当分治者，如痢疾、腹痛、胀满。则或先治胀满，或先治腹痛，即胀满之中亦不同。或因食，或因气，或先治食，或先治气。腹痛之中亦不同，或因积，或因寒，或先去积，或先散寒。种种不同，皆当视其轻重而审察之。以此类推，则分治之法可知矣。有当合治者，如寒热、腹痛、头疼、泄泻、厥冒、胸满，内外上下无一不病，则当求其因何而起，先于诸症中择最甚者为主。而其余症，每症加专治之药一二味以成方，则一剂而诸症皆备。以此类推，则合治之法可知矣。药亦有分合焉，有一病而合数药以治之者，阅古圣人制方之法自知；有数病而一药治之者，阅本草之主治自知。为医者，无一病不穷究其因，无一方不洞悉其理，无一药不精通其性，庶几可以自信，而不枉杀人矣。

    病有当急治者，有不当急治者。外感之邪猛悍剽疾，内犯藏府，则元气受伤，无以托疾于外。必乘其方起之时，邪入尚浅，与气血不相乱，急驱而出之于外，则易而且速。若俟邪气已深，与气血相乱，然后施治，则元气大伤，此当急治者也。若夫病机未定，无所归者，急用峻攻，则邪气益横。如人之伤食，方在胃中，则必先用化食之药，使其食渐消由中焦而达下焦，变成渣秽而出，自然渐愈。若即以硝黄峻药下之，则食尚在上焦，即使随药而下，乃皆未化之物。肠胃中脂膜与之全下，而人已大疲，病必生变，此不当急治者也。以此类推，余病可知。至于虚人与老少之疾，尤宜分别调护，使其元气渐转，则正复而邪退。医者不明此理，而求速效，则补其所不当补，攻其所不当攻。所服之药不验，又转求他法，无非诛伐无过。至当愈之时，其人已为药所伤，而不能与天地之生气相应矣。故虽有良药，用之非时，反能致害，缓急之理，可不讲哉。

    病有经有纬，有常有变，有纯有杂，有正有反，有整有乱，并有从古医书所无之病。历来无治法者，而其病又实可愈。既无陈法可守，是必熟寻《内经》《难经》等书，审其经络藏府受病之处，及七情六气相感之因。与夫内外分合气血聚散之形，必有凿凿可征者，而后立为治法。或先或后，或并或分，或上或下，或前或后，取药极当，立方极正。而寓以巧思奇法，深入病机，不使扞格。如庖丁之解牛，虽筋骨关节之间，亦游刃有余。然后天下之病，千绪万端，而我之设法，亦千变万化，全在平时于极难极险之处，参悟通澈，而后能临事不眩。否则一遇疑难，即束手无措，冒昧施治，动辄得咎，误人不少矣。

    凡刺之法，不过补泻经络，祛邪纳气而已，其取穴甚少。惟水病风〔病水〕肤胀，必刺五十七穴。又云：皮肤之血尽取之何也？盖水旺必克脾土，脾土衰则遍身皮肉皆肿，不特一经之中有水气矣。若仅刺一经，则一经所过之地水自渐消。而他经之水不消，则四面会聚，并一经已泻之水亦仍满矣。故必周身肿满之处皆刺而泻之，然后其水不复聚耳。此五十七穴者，皆藏之阴络水之所客也，此与大禹治洪水之法同。盖洪水泛滥，必有江淮河济，各引其所近之众流以入海，必不能使天下之水祇归一河以入海也。又出水之后，更必调其饮食。经云：方饮无食，方食无饮（使饮食异居，则水不从食，以至于脾土受湿之处也），无食他食百三十五日。此症之难愈如此。余往时治此病，轻者多愈，重者必复肿。盖由五十七穴未能全剌，而病人亦不能守戒一百三十五日也。此等大症，少违法度，即无愈理，可不慎哉。

    灵素两经，其详论藏府经穴疾病等说。为针法言者，十之七八；为方药言者，十之二三。上古之重针法如此，然针道难而方药易，病者亦乐于服药而苦于针，所以后世方药盛行，而针法不讲。今之为针者，其显然之失有十，而精微尚不与焉。两经所言十二经之出入起止浅深左右，交错不齐，其穴随经上下，亦参差无定。今人祇执同身寸依左右一直竖量，并不依经曲折，则经非经而穴非穴，此一失也。两经治病云，某病取某穴者固多，其余则指经而不指穴。如灵枢终始篇云：人迎一盛，泻足少阳，补足太阴。厥病篇云：厥头痛，或取足阳明太阴，或取手少阳足少阴；耳聋取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