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墨西哥《改革报》近日刊登一篇题为《在穷国试药》的文章，摘要如下：

 

    圣彼得堡的一家医院中，亚历山大·叶尔绍夫正用手小心碰触自己锁骨上面一个洋李子大小的肿瘤。两年前，这位59岁的工人因为肾脏上长的一个肿瘤被紧急送进同一家医院。在癌变的器官被摘除后，叶尔绍夫却从来没做过跟踪检查，如今癌症已经转移到他的淋巴结上，这引起了彼得·卡尔洛夫医生的注意。卡尔洛夫医生正为一种药品的临床试验招募试药病人，叶尔绍夫也被选中。像90%参加试药的病人一样，叶尔绍夫当时签署了同意书。

 

    对于叶尔绍夫来说，无偿接受每月价值800美元的药物治疗，还有值得信赖的医生，这至少是一个不错的治愈机会。在俄罗斯各医院参与各种试药试验的数千名病人的情况与叶尔绍夫类似，这些试验几乎全部是由西方重要制药公司主持进行的。

 

    对于别无出路的患者来说，试药已经成了一种必需。俄罗斯医院的体制让试药人员的招募变得简单快捷，同时也让西方赞助商的成本变得相对便宜。医生表示，在俄罗斯招募试药病人比美国快10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并为新药的研发上市节约了数百万美元。

 

    不过这一现象还是引起了人们对道德和已经扩展到世界各地的国外试验药品监督问题的关注。从阿塞拜疆到尼日利亚，制药公司将越来越多的医学试验外包到新兴国家进行（据一些药品公司负责人透露，国外试药试验数量占今年所有试药试验的40%）。制药公司将很多试验承包给专门的研究机构，而这些机构又将寻找试药人员的工作二次承包。

 

    像辉瑞公司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许多种药品一样，默克公司的万络（Vioxx）和舒降之（Zocor）等药品在美国进行试药试验之前，已先在俄罗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过试验。虽然大部分临床试验没有出现问题，但是忽视道德的现象和试验过程中引人担忧的漏洞却比比皆是。目前美国法院正在审理一个案件，被告辉瑞公司1996年在没有取得患者同意的情况下利用患脑膜炎的婴幼儿试验一种新药，结果导致5名儿童死亡。

 

    药品试验转移到贫穷国家主要是由经济利益推动的。一种新药上市平均要花费9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的费用与测试药品对人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有关。

 

    药品试验外包还有其他原因。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鼓励药品试验应包括不同的人群和种族，以期望使药品的适用范围更加广泛。

 

    但是试药场所和人员的改变同时也意味着试验标准的降低。尽管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规定任何药品都应该在美国通过试验，但对在国外进行的药品试验的监督还远不能达到应有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