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病防治法对“过劳”现象有所忽略，现在“过劳”现象凸显，应当引起立法机关、执法机关的重视，用制度手段来规范用人单位的用工方式。
劳动者应当抽出一定的时间，调整自身 健康状态，积极寻找生活的乐趣和意义，感受爱情、友情和亲情。只有情感饱满的人生才会有活力，生活立体的人生才会有创造力、想像力和生命力。
被高强度劳动掏空
“3年的工作已经把我变成了‘空心人’。”供职于太原一家电视台的黄田太告诉记者。
每天早8：00上班，晚8：00下班，每天扛着摄像机东奔西跑，回到单位还要进行剪辑和后期处理，回到家里还得做“家庭作业”：为第二天寻找选题、联系采访对象……如果加上路上花费的时间，一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黄田太坦言，参加工作之初，激情澎湃，拼命干活，然而“没有周末，没有时间娱乐，吃不定时”的高强度工作，让他身心俱疲。
“其实，累点儿还能忍受，最让我惶恐的是脑子被掏空了，成了‘空心人’，相较于入行之初的创意迭出，现在越来越缺乏灵感……”黄田太说。
强生公司是令大学毕业生向往的企业，然而，丁木子在其中工作了一年后辞职。他说，他再也无法忍受那样的生活了：每天没完没了接电话、回邮件、接待客户……以分钟为单位安排行程，虽然享受令人艳羡的高薪，但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的日子让他一年后就感到吃不消了。
毕业于浙江大学的丁木子表示，他的许多同学毕业后便进入外企工作，尽管所在的行业和城市各异，但是生活状态如出一辙，身心疲惫的状态相差无几，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这样能下狠心辞职，高薪、优越的待遇等“诱惑”，诱使他们继续忍受着知识储备、体力被掏空的“过劳模”生活。
失去工作的压力
有人用“三高”和“三中”来形容“掏空族”“过劳模”，即：高学历、高收入、高职位，中层、中产和中坚分子，对这部分人来说，加班加点工作是常态。
记者采访发现，沉重的社会压力，以及对一旦失去工作、职位的担忧是白领阶层无休止、超强度工作的主要原因。
张涛，现年35岁，是山西某银行的中层管理人员，他每晚要加班到9点多钟。“上有老，下有小，供房养车，不加班挣钱能行吗？”张涛说。
去年大学毕业的黄惠在今年年初进入上海的一家外企工作。她告诉记者，虽然时常加班到凌晨，让她颇为恼火，但失业的感觉太可怕了，而且上海的外企加班时间虽有长有短，但几乎是“五十步笑百步”，为了保住得来不易的工作，她只能忍气吞声地为公司“卖命”。
一些职场人士为了获得奖金、职位、晋升机会而加班加点工作。
《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82%的受调查者表示：如果奖金足够高，愿意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
劳动保障专家、山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马培生认为，前几年，一些民营企业家、高级知识分子因“过劳”导致英年早逝，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马培生表示，如今，“过劳”现象已经扩展到白领阶层，由原来的个别现象发展到现在的群体行为，这是危险的。
一家职业顾问调研中心曾经在北京、上海等城市针对传媒、IT等行业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半数的人感觉，自己在日常工作中，只是在不断重复过去的经验，很难有时间和精力汲取新鲜养分。
用制度规范用工方式
近年来，“掏空”“过劳”现象日渐蔓延。在“过劳”高发的科技、教育和IT行业中，《北京晨报》所做的随机调查显示，80%的人认为，自己具备“过劳症状”，这其中65%的人认为：“自己已经‘过劳’，但没有办法休息调理。”
《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能超过8小时；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 健康的条件下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然而，记者采访发现，不少企业老板不认为自己违反了劳动法。“我们的员工自愿加班。”这是老板们推卸责任的普遍借口。
吉林大学社会学专家漆思指出，没有人愿意心甘情愿地以 健康和生命为代价，去无限度、超强度地工作。目前，白领自发加班很大的原因在于，公司管理层通过制定各种考核方式，设计了人人自危的工作环境——“没有人是不可以替代的，不勤奋工作的就走人”。在“考核”这一无形的手的支配下，白领们不得不表现出“病态”的敬业精神。
中华律协劳动和社会保障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梁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以前， 职业病防治法对“过劳”现象有所忽略，现在“过劳”现象凸显，应当引起立法机关、执法机关的重视，用制度手段来规范用人单位的用工方式。
山西省社科院谭克俭认为，避免“过劳”现象，有赖于整个社会 保健系统的健全，有赖于社会法制体系的健全，有赖于尽早建立劳逸结合的工作指导理念。
劳动者应当抽出一定的时间，调整自身健康状态，积极寻找生活的乐趣和意义，感受爱情、友情和亲情。只有情感饱满的人生才会有活力，生活立体的人生才会有创造力、想像力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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