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治疫源远流长，治疗方法十分丰富，其中有不少亮点，至今仍熠熠生辉。兹择其要者，论述如下：
1.中医疫病治法的亮点
因势利导，着力驱邪外出 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具有传染性并能造成流行的一类 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中医治疗外感病，很重视放邪出路，即指运用某些治疗方法，促使病邪从外而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就是根据病邪所在的部位和病情发展趋势，因势利导地采取放邪出路的方法。汉•张仲景《伤寒论》继承和发展了《黄帝内经》的旨意，在治疗外感热病中，广泛应用汗、吐、下诸法以祛除邪气，如麻黄汤之开腠发汗，桂枝汤之解肌散邪，瓜蒂散之涌吐，承气汤之攻下，五苓散之渗利等。金元时期，刘河间制防风通圣散，融解表、泻下、渗利于一方，使表里上下之邪由窍道而出，实为放邪出路的经世名方。明清时期，温病学家治病亦十分重视放邪出路，其后，吴又可、叶天士、王孟英等治疗温病（含温疫），亦力主此法。正如周学海所说：“凡治病总宜使邪有出路，宜下出者，不泄之不得下也；宜外出者，不散之不得外也。”联系现代临床，以下法为例，有报道治疗中毒性菌痢38例，在西药对症处理的同时，加用中药复方大黄汤（大黄、川芎、银花、连翘、黄芩、黄柏、夏枯草、知母、木香）促使细菌及其毒素尽早排出体外，与单用西药对症处理组10例比较，疗效显著提高。
毒随邪入，注重清热解毒 疫病的证候特点，多为热胜毒盛，因此清热解毒法在疫病治疗中广为应用。刘河间治病很重视清热解毒，王孟英盛赞其“创立清热解毒之论”。喻嘉言治疗温疫尤推崇解毒之法，尝谓：“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其解毒之法，于上、中、下三焦之病证，一以贯之。明清时期温病温疫学家不仅沿用白虎汤、犀角地黄汤、黄连解毒汤、三黄石膏汤等方，并创制了不少清热解毒的经世名方，诸如银翘散、化斑汤、清营汤等，广泛应用于温病温疫临床。如余师愚所创制的清瘟败毒饮，融白虎汤、黄连解毒汤、犀角地黄汤于一方，其清热解毒之功甚著。现代有报道用清瘟败毒饮化裁治疗钩端螺旋体病68例，基本方为水牛角（代犀角）、生石膏、生地黄、土茯苓、薏苡仁各30g，黄连6g，知母、黄芩、栀子、丹皮、赤芍各10g。每日1剂，病情危重者每日服2～3剂，结果治愈65例。
疫易伤阴，强调生津养液 鉴于疫病易出现伤津劫液的病理特点，因此养阴法是治疗疫病的重要法则。前贤治疗温病（含温疫）强调“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吴鞠通著《温病条辨》，自称“本论始终以救阴精为主”。温病温疫学家对养阴法的理论和实践曾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中吴鞠通尤为突出，他将养阴法分为甘寒养阴（如沙参麦门冬汤）和咸寒养阴（如加减复脉汤）两大类，分别适用于肺胃津伤和肝肾液耗，极大地丰富了养阴法的应用范围。在现代急性传染病治疗上，充分显示了养阴法的重要作用，以流行性出血热的治疗为例，有人提出了早用、重用滋阴法的见解。如在发热期，只要见到舌红少津，口渴或汗出较多，就参入养阴生津之品，如生地、麦冬、芦根、天花粉等，可使病人度过低血压和少尿期的危重时间缩短，变证、险证减少，而且无留邪之弊。所谓重用，即在本病低血压后期和一进入少尿期即重用生地、玄参、西洋参、龟板、鳖甲、麦冬、阿胶、鸡子黄之类，其中生地常用至60g～120g，玄参常用至30g～50g。在遇阴竭欲脱或气阴耗损较重时，常以西洋参10g～20g煎汤代茶，频频灌之，而获效验。
2.中医疫病治法的展望
中医治疫方法大有用武之地 中医治疫有过辉煌的历史，现代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年来北京、广东等地医务人员运用 中医药方法，实行中西结合治疗SARS所取得的成绩，更证明 中医药在治疗急性传染病特别是病毒性 疾病方面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剂型改革前景看好 疫病大多势急病重，传统的中医给药方法往往有缓不济急之慨，有鉴于此，今后剂型改革定会进一步得到加强，类似于清开灵、醒脑静、参麦注射液等新剂型将不断涌现，且有所提高，前景乐观。
治疫名方名药的研究会逐步深化 中医治疫名方名药绚丽多彩，既往也做过不少研究，如有人将治疫名方达原饮和升降散合化而成抗戾散进行实验研究，表明该方具有明显的直接灭活滤泡性口炎病毒作用，有促进新城鸡瘟病毒诱生小鼠干扰素的作用。此类研究正方兴未艾，不断深化，将为更多的中医治疫名方名药提供科学的实验依据，以促进其开发研制和推广应用。
专病专药的研制将受到重视 中医辨证论治与专病专药的应用并不矛盾，两者会起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作用。明代温疫大家吴又可早就有“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的期盼。现代治疟良药青蒿素的开发成功，更说明专病专药研制的重要性。展望未来，研制开发治疗疫病的新药，将会取得更多更大的成果。（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盛增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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